前言：银行错了吗？没有。公证处错了吗？没有。家属错了吗？也没有。那么人死在银行，到底是谁错了？
本人综合各种消息，认为事情的真相是，医院已经告知家属老人已经时日无多，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就在这两天。家属发现老人名下还有大量存单存款，如果不在老人生前取出来，将来必须走遗产公证流程，耗时耗力耗财。
本人在公证处见过做遗产继承公证的，当事人跑公证处很多次，每次都可以发现新的依法享有继承权的人。就跟已经大量报导的，独生子女无法享有父母财产的完整继承权，七大姑八大姨都有部分继承权。
正文：
“制度性问题需要通过制度性来解决。” 这句朴素的道理揭示了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遭遇一些令人费解的制度规范，它们以维护某种原则或防范某种风险为名，却在具体执行中处处掣肘，甚至对一部分群体造成显著的不便与伤害。银行取款必须本人办理的僵硬规定、解除非柜面限制必须远赴开户行的无奈、运营商二次实名验证必须依赖受限号码流量的奇葩流程等等，这些看似“合理”的条文，恰恰暴露出制度制定过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最终导致民生之“痛”。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诫我们，观察和分析问题要坚持全面性的原则。这意味着要从整体出发，联系地、发展地看待事物，既要看到主流和普遍性，也要关注支流和特殊性。遗憾的是，当前一些制度的制定，似乎陷入了一种“极端思维”的窠臼，过度关注极少数的风险案例或特殊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出适用于所有人的“一刀切”式规定。这种做法看似是为了追求极致的安全或效率，实则忽略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个体需求的多样性。
以银行取款为例，强调本人办理固然是为了防范冒领风险，遵守禁止出借银行账户的法律法规。然而，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身患重病的患者、或因特殊原因无法亲自前往银行的个人而言，这一规定就如同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难道就没有在核实身份、完善授权机制的前提下，允许委托他人办理的可行方案吗？
同样，解除非柜面限制必须前往开户行的规定，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显得尤为不合时宜。对于异地工作、生活的人们来说，仅仅为了解除一项限制就必须付出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无疑是对公共服务理念的背离。
而运营商要求使用受限号码的流量进行二次实名验证，但运营商系统却无法正确识别用户在国际漫游状态时使用的手机网络，更像是一个“为了限制而限制”的逻辑怪圈，让那些因停机或身处境外的的用户陷入“死循环”。
再比如没有口罩不许出门，不出门买不到口罩，进医院要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但是检测核酸的地点在医院内部的逻辑怪圈，。
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制度设计，不仅带来了实际操作中的不便，更在深层次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好的制度应当在坚守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提供具有弹性的解决方案。它需要在维护整体秩序与保障个体权益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或“统一管理”，就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合理诉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在制度建设领域，这要求我们破除僵化的思维模式，深入基层，了解民情，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制度的制定者需要走出办公室，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调研各种复杂场景，充分评估制度实施可能带来的多方面影响，避免“想当然”和“一刀切”。
要解决这种制度性的“窄”带来的民生之“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1，强化调研意识，提升调研深度： 在制度制定前期，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研，充分了解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痛点，避免闭门造车。紧急情况下制定的紧急制度，应当为特殊情况的处理留有紧急解决途径。
2，树立系统思维，注重综合考量： 制定制度要考虑其与其他制度的关联性，以及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力求制度体系的协调和统一。
3，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 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要充分考虑制度执行的人性化，为特殊群体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
4，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及时调整优化：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制度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合理性和可执行性。只有当我们摒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思维，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务实的态度、更深切的人文关怀去设计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良法善治，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我们期待更多能够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制度涌现，让制度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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